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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推荐

 三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推荐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乃未完稿,系根据他生前手稿整理出版。迫于高压,此书终于金元两朝。当年台湾白色恐怖,台先生不敢引鲁迅一语,但字里行间皆有鲁迅,论先秦、魏晋多承自先生。不过,台湾有台静农亦台湾一幸,他主持台大中文系多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弟子。我有幸曾聆听其中两位演讲,无论人德,学养,皆令人钦服。一位是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谈及先生,几欲泪下。一位已忘却姓名,香港某大学教授,讲唐诗中的颜色词,极好。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极有个性,多有独见,他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谈起文学来,当是本行。书中关于陶渊明、李白两节,甚是喜欢,很有个人见解。我们大陆的文学史很全面,政治正确,但就是缺乏个性,也缺乏文学。读了让学生无法热爱文学。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不错,但相较之下,就有点江湖气了。

尤其谢灵运一节,台静农四页文字,已无人可及矣。刘大杰不如也,王瑶更勿论。不愧为迅翁早期入室弟子。

扬之水《先秦文学史》

购读扬之水《先秦文学史》,其关于左传一节文字,极好,读得齿颊生香,余味无穷。真无法想象,一个女工,得缘进入读书杂志,十年竟修成如此功夫?除开自己的天赋及勤奋,徐梵澄、金克木诸高人指点恐亦为重要因素。

木心《文学回忆录》

读木心《文学回忆录》,先读中国部分,真的好,我虽然也是中文科班出身,从事文学教研半辈子,但读来依然感觉大开眼界。后读外国部分,发觉人家依然是行家,绝不露怯。喜欢他的一句话:“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罢——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脸红,这不是骂我吗?

快放假了,该还书了,这两天乱翻书,终于昨天还掉。今天北京大风,雪后劲风,也别有情趣。窝床上,续读木心文学回忆录,真是好,读一段,就舍不得读下去了,怕读完了空虚。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读书的乐趣,也不算晚吧?

孔子有颜回,是孔子的福分,颜回早死,却也是孔子的不幸。木心之有陈丹青,既是丹青的造化,也是木心的造化。最可怜的莫如陆九渊,临死之时,手指腹部,慨叹道,某有绝学在此,惜无人能承当耳。那真是一种大寂寞。读木心文学回忆录,幸福难以言说,即感慨丹青遇此良师,也羡慕木心能遇陈丹青这样的弟子。

不过木心毕竟略有江湖气,胆子也大了一点,一涉及到西方哲学,比如胡塞尔、萨特、海德格尔,皮毛之论太多,但自我感觉却极良好。哲学说希腊话,可能有它的道理,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真还有难度,就如让一位西方人看王羲之兰亭序。

木心《文学回忆录》,厚厚的两大卷,50多万字,一言以蔽之,即:你要走向未来,你得走过现代艺术的洗礼。你再丰富的传统、知识、技巧,不经过现代艺术洗礼,你走不到哪里去。这也是木心的话,是他讲课快结束时的一句话。(文/杨光祖)

《典型年度》:寻踪当代文学史的“根系”

《典型年度》:寻踪当代文学史的“根系”

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

   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重要事件,其出炉也忽然,其被批判也起落不定,作者王蒙更是由于此作品更改了人生的命运。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自文学与文坛本身来搜寻是会陷入迷阵、坠入云里雾里的,只有详加探究1956至1957年的国内外大的走向,如苏共二十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论十大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双百方针”、中共八大等,才能梳理出王蒙及其作品所遭际命运所为何来的缘由。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于解决问题而言,却是扎实可行的。

   虽跳出“文苑”外,却仍在五行中。李洁非将笔力大部集中于时政的演进、思想的聚焦,但时代的巨影下匍匐着文学柔弱而坚韧的身姿。典型年度“1972”,林彪折戟沉沙,“九一三”的影响如多米诺骨牌推倒,各种势力重新洗牌,政局的天翻地覆自不待言,而其在国人思想层面的巨大震撼与影响或更为深远。后来时隔多年,有人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如新时期文学,按照以前的说法,均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绽放出的花朵,其实一切在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阿城语)。

   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年度》的写作,李洁非从方法论上显然借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将所遴选的当代史相关年份依次排开,试图构筑一个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自然,亦成为当代文学的“根系”。如果置诸现代文学史,这种梳理的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固然有几个年份可截取,但若想贯穿始终,却难度极大,然而为何当代文学史却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论呢?这关涉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现代文学的生长虽遭逢社会思潮、流派纷起、局势变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人言人殊,不同的表达均可获容纳,在如此的情状下,以单纯的年份来勾连整个现代文学史,是不大妥帖的;而1949年之后,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

   当方法论的架构搭起来之后,选择什么年度就值得探讨了。比如,为何是1956年,而非1957年?1956年发生如下一些事情: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这一年份在建国头十七年中实在特殊,其开放、开明之异质性令人惊异,李洁非说,“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而一批青年作家在这一特殊年度里纷纷涌现,如刘宾雁、王蒙、陆文夫、林斤谰、高晓声、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等,并拿出他们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翻过年来,几乎均被打为右派)。1956年与1979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换言之,1956是1979的“早产儿”,过早地夭折了。

   另外,1962、1968、1972、1978、1986等年度的择取,而放弃1966、1976等,李洁非都有深入的思考在其内,未必以显在的历史关节点为唯一标的,而是以更深层面的精神震荡为立论的依据。

   《典型年度》应该是当代文学史的外围写作,作者本人说,“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薄窗户纸,却永远捅不透……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精神思想格局”。如果说,以前的写作还可容留文学自由的相应纯粹度,那当代阶段的文学可谓太不纯粹了,这造成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总有言犹未尽之处。就此而言,《典型年度》的完成度或有缺憾,但确是一种有益的拓展与尝试。(来源:遆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