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受《纳博科夫传》的作者、纳博科夫研究权威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教授对其小说《爱达或爱欲》的定位：“《爱达》总归是个爱情故事，而倏忽间它也能化作神话、童话、乌托邦田园诗、家族年记、个人回忆录、历史传奇、现实主义小说、科幻故事、色情图书、自然史载、心理学讲稿、哲学手记、建筑学诙谐曲、画廊以及银幕讽刺剧。”那么，在开始读这本小说前，大致也可以体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韦清琦为什么要这样比喻把它译作中文时所经历的心路：“就像一个欲罢不能的妇人，跌撞着跟在这个老头子后面，穿越了无数非人的陌路、幽洞与深井，咬牙切齿了无数遍我恨透了这个自大狂之后，临了，还是叹道，我仍是爱他的……”因这部作品的确以复杂、难解著称。

虽看似知名度不比《洛丽塔》，但1969年出版的《爱达或爱欲》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众多作品中地位显赫，也是他自己最喜欢，倾注心血最多，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小说，纳博科夫对这部作品的自我评价是：“最具有世界性和诗意的小说。”

韦清琦告诉记者：“《爱达》是一部极富田园气息和浪漫情怀的小说，故事精心描绘的浪漫爱情，或许可令所有人屏息膜拜。诚然，与《洛丽塔》一样，这也讲述一种离经叛道的爱情，甚至走得更远：同胞兄妹的性爱使其乱伦主题让读者在享受的同时颇为不安，但浓烈的唯美主义追求又让人敬仰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的爱。”

“我个人认为《爱达或爱欲》应该说是纳博科夫的17部小说中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纳博科夫传》的中文译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刘佳林教授解读说，1940年之前，纳博科夫在欧洲过着流亡生活，那时候他用俄语写作。1940年到美国后，他开始转用英语，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写作。而当《洛丽塔》的成功为他带来文学声誉，并解决了经济问题后（他曾因“十月革命”而失去巨额遗产），他终于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认为纳博科夫是把写作，或者说把写《爱达或爱欲》当作建筑他信仰的殿堂来做的。他前面的那些积累就为他能在《爱达或爱欲》中充分地展示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1969年出版，2013年末才出现中译本，这与这部小说本身的难读甚或说难解不无关联。这样的小说，译者不得不在将其叙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之前先成为剥茧的人，既要慧眼识破作者设置的语言迷宫，又要保留作者设置这些机关时留给读者的探索乐趣而不能简单把打开迷宫大门的暗语大白天下。面对《爱达或爱欲》，韦清琦就要这般小心翼翼。

首先是语言上的文字游戏。“且不论叙述者人称的戏剧性切换、意识流的随意涌动和自造词、多国语言混用带来的无尽阅读、翻译障碍，单是头韵的大量使用就让我穷于应付。”韦清琦将纳博科夫对头韵的使用形容为“登峰造极”、“无所不在”、“随心所欲”。纳博科夫本人也借小说中的学者老拉特纳的话自嘲：“你咽气的时候也不会忘了押头韵。”

“头韵的难题最集中体现于小说的标题：Ada or Ardor。”韦清琦解释说，“Ada”的标准译名通常是“艾达”，“上口而不失女性特色”，但为了和“Ardor”（激情，热情，情欲）构成头韵，才成为最终的“爱达或爱欲”。“在处理头韵的时候，我会看它在形式上是否真的很重要，如果是，那就一定要把它转化，而不能简单忽视掉。”虽原则是如此，韦清琦表示依然难免留有遗憾，能真正压上头韵的并不多，而更多是遵循中文的特点，把头韵转化为尾韵，有时甚至是改变一些词，较通常的翻译有所变形。

“如果说头韵还是局部文字游戏的话，那么，纳博科夫对于互文可就玩大了。”韦清琦说。纳博科夫厚实的文学及艺术底蕴使他有能力并喜好在创作中大量指涉其他作家和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滑稽摹仿或者说戏讽。2005年的第二期《外国文学》曾刊登论文《对话与颠覆——读纳博科夫的〈阿达〉》，其中指出该小说模拟的文本主要有《圣经》和法国作家日·德·史达埃的小说《科琳娜》。但韦清琦的解读是：“除了显而易见的《项链》、《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外，指涉的经典文学可谓不计其数。”

比如说文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名称都不是随便所取：主人公初到阿尔卑斯时，有一个叫“Gamlet”的小村庄，与《哈姆雷特》（Hamlet）构成互文，韦清琦就要将其译作“加姆雷特”，以求保持其与哈姆雷特之间的关联性。再比如一些时间日期上的“巧合”，四个小说人物：孪生姊妹阿卡和玛丽娜以及他们的丈夫德蒙和丹，分享了纳博科夫妻子薇拉的生日1月5日；主人公之一的卢塞特的生日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的日子等等。

这的确是对读者的智力挑战和学识考问，对于研究者亦然。博伊德主持的《爱达》在线（Ada Online）就在尝试对于这部小说进行全文的分章节注释，但或因这项工程太过艰巨，至今也还处在未完成状态。韦清琦说：“我愿意视之为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这要求读者以非常活跃的思维与博大的文学知识储备进入阅读状态，这是颇有挑战意味的。你愿意来一盘棋么？纳博科夫耸起眉头问读者。既是棋局，就是可以一下再下的，所以这本书也值得一读再读，每读一遍，你一定有新的发现。”

具有隐藏性、需要一读再读去揭开面纱的还有作者书中的道德指向，用韦清琦的话说，“《爱达》有着比《洛丽塔》更隐蔽的欺骗性”。他解释道，因主人公爱达与凡表面上是神仙般的人物，智慧、富有，其爱情几乎是唯美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正因为这种纯粹的爱，致使我们在初读这本书时，会把注意力和立场全然放在这两位人物的情感上。然而，“主人公凡与爱达的乱伦关系其实并非纳博科夫所要着重谴责的，而他们对表妹卢塞特的感情的漠视并最终驱使其自尽，才是作者要追究的重点。纳博科夫的研究专家博伊德对此也有明确的看法”。

韦清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提请我们随凡和爱达走进浪漫之旅的同时，用道德眼光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离间’效果使得我们与作品若即若离，在微醺时保持一份冷静，这或许是该小说欲使自身及读者所进入的一种境界。”(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去年6至9月，读书版推出“中国出版掌门人”栏目，向读者介绍了11位出版家。岁序更替之际，我们请他们再度与读者“见面”，且每人为读者推荐一本书。

综观他们推荐的11本书，不同中有相同之处：这些书基本都不是新书，有的也并非经典，但大多都曾深深影响过他们，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熟，融汇进他们的精神血脉，并见证了他们不可复来的人生历程。

这也许正是书与人之间的奇妙关系吧。一本好书，可以完完全全参与到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之中。一位读书人，虽然读破万卷，但其中必有一本与他最为投缘，在他身上留下了至为深刻的精神印记。这样的书，便是书中“知己”；这样的印记，烙下了便再难更移。

当然，借助于这样的图书，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些读者的成长轨迹、文化理想，甚至精神气质。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掌门人的心中之书。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春天，莺飞草长，杂花生树，各行各业充满朝气。这期间有朋友送我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读之下便不忍释卷。多年来我陆续买了几种不同版本送其他朋友，但自己保存的一直是朋友送我的那本深蓝精装的初版本。

当初我惊愕于它的叙事角度：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它从一个极平淡的年份开始，选取皇帝和几个大臣身边的小事，从平淡中发现不平凡的道理。这直接影响到我后来的出版生涯，在审稿时我会更关注作品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形式是否新颖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内容对我的吸引。那时我刚毕业，读了十几年书，只知道戚继光是抗倭名将，不知道他也受挤压、也巴结张居正；对海瑞，不知道他既是清廉的模范，又刻板到不近情理等等，这些都是有史有据，而课本和老师从来不提，史学家也似乎都视而不见。

作者的结论让我震撼，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一直靠的是“孔孟之道”的“礼”和“道德”来维持秩序，而不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虽有能臣张居正、武将戚继光、清官海瑞、思想家李贽等杰出人物，但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死后被清算，无一能挽大厦于将倾，怎不引人掩卷长叹！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

《古书之美》是关于古书收藏的小书，上半部是安妮宝贝对藏书家韦力的访谈，下半部是韦力关于古书收藏知识和所藏善本的解说。

下半部看来更切题，一位有古书鉴藏经验的专家，向大众介绍古代藏书史、古书分类、古书形态和古籍传藏，古书美之所以为美，尽在此中。随文附载的自藏善本书影，彰显了美之细节。所言虽是古籍常识，但由过手十万册线装善本的藏家来写，自有不一样处。譬如，我曾有缘在芷兰斋赏书半日，看芷兰斋的书签，跟一般藏馆不同，每种书都注明所用纸张的材质，纸张成为古书版本鉴藏的重要元素。这部分以古书用纸的介绍最为精到。

上半部安妮对韦力的访谈，才是本书的主体。我很欣赏访谈者的策略，“不是太关心他做过的事，而是关心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因此话题不单是传递古书收藏的知识，更多的是收藏者的经历和观念，作为藏书家的存在方式，由此带入被访者关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个体的思考。看似即兴式的对谈，远远超出了“聚物”层面，与其说是关于古书的，毋宁说是关于传统的、关于文化的、关于理想的。一场关于古书的对谈，映射的是对传统的观照、对现世的深省。访谈中的韦力，风雅从容而不失犀利，博闻机敏而不无克制。

“吾道不孤”是藏书家的自信与自励，更是对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呼唤。借用本书序言的话：古书、古物、古人、古事，不妨重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龚莉：

数次搬迁，许多书已送人，但有那么一些是舍不得的，这包括《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光彩形象。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德国一个小城镇，幼年即显露卓越的音乐天赋。成年后，他天真，激愤，鄙视封建贵族及其庸俗艺术，与陈腐文化发生尖锐冲突。他曾有过纯洁友谊和纯真爱情，但最终却是一曲曲悲歌。晚年已举世闻名，灵魂也被一生的痛苦折磨所净化。小说以主人公生平为主线，刻画他在现实种种矛盾中，与命运抗争，为追求光明和正义奋勇前行的心路历程。

此书分四部，类似18世纪中叶后常见的现代交响乐四乐章结构。行文行云流水般展开，且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具有欧洲古典音乐黄金时代的风貌特征。作者以深厚的音乐素养，构建起一个自由宽广、纯真豪迈的精神境界。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彰显的崇高理想、人道主义和对真理的挚爱，以及出神入化的艺术造诣，使他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全景式的人生百科全书，它给予我心灵滋养和精神力量。我的书柜中将永远有它的位置。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

从进入大学那天起，历史系教授就要求我们必须读《史记》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熟读之后很久，才逐渐体会出它的好来。《资本论》便是使我受益最大者。

首先，《资本论》教会我方法论。它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认识人类社会的方法论，即从经济关系入手来剖析人类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是经济动物。经济关系是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研究经济关系是探求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前提。不仅如此，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从经济变革开始的，经济变革往往成为其他变革的动力或源头。

然后，《资本论》教会我一种世界观。它从资本入手，剖析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榨取剩余价值，最终的关注点落在劳动者身上。这一方面反映出了劳动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价值判断，另一方面，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性而引发对广大劳动者的关注，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实际上，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第三，《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剖析一个社会或一种生产方式的典型案例。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当今人类社会被采用最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这对我们理解当今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

1980年10月，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中国首次出版发行，我正在厦门大学哲学系读大三。其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各种思想、理论竞相登台。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它的出版，对20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并非想象的那般单纯。在哥白尼“革命”的过程中，库恩看到两个支持不同理论的科学共同体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干预下进行一场竞争。而最重要的是对不同“范式”的接纳。

库恩说，此书的核心是第十章，这是理解并掌握本书的关键，“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

在此书中，“范式转换”是解密科学革命的金钥匙。科学共同体由科学家“抱团”而成，“同行承认”是科学共同体的“硬通货”，科学家的幸福是发现未知，荣誉是获得同行的认同。

库恩为科学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首创的“范式”成为风靡全球的概念，对我们今天的学术评价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

1972年5月和1973年5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过两次对话，内容涉及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等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的重要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后来这两次谈话的录音被整理成书。

这本书中的一个观点是，汤因比认为，现代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汤因比指出，西方国家虽然在经济和科技上领导了世界，但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将世界整合成一个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不仅如此，连西方世界内部都无法统一。

汤因比认为，建设“世界国家”靠的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武力和军事，而是文化和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解决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且中华文明以自身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天下文明”能将不同的民族整合成统一的国家，它应该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

《美的历程》是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本书，距最初读到这部著作已经30多年了，闲暇时我还会随手翻一翻这本给我留下美好记忆，甚至说对我一生都产生了影响的书。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的重要著作，把中国数千年的艺术、美学纳入时代精神框架中，揭示了众多美学现象的历史积淀和心理积淀，具有深厚的整体感与深刻的历史感。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和殷周青铜器艺术“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的“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与“人的主题”、“人的自觉”以及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元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三品类等许多重要观点，往往发前人所未发。

《美的历程》是高屋建瓴地把握与感悟中国艺术和美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它见解精到，既有高度概括，又有细致分析，重点突出，文字生动，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其中有些观点也未必人人赞同，但字里行间闪烁着丰富的思想火花，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智慧，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美学热中的标志性成果，曾影响了几代青年。此书与作者的《华夏美学》及《中国美学史》（与刘纲纪合作）的两卷（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一起成为中国美学史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徐步：

我大学专业是法国语言文学，因此对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情有独钟，对他的《悲惨世界》更是难以忘怀。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冉·阿让。冉·阿让因为拿了一块面包而在监狱服了19年劳役。当他从监狱出来时，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一样遭人唾弃。他滑到人生边缘，满怀愤恨和痛苦，在这时，一位主教救了他，使他重新振作。冉·阿让心地善良，后来拥有许多财产，却拿去救济穷人，自己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

我每读一遍都会被冉·阿让那颗狂热追求正义的良心所感动，被书中那种仁慈博爱道德正义的力量所感染。雨果把惨淡荒芜世界中人性的种种改变尽收眼底，让我难免感叹人性的微妙。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跟冉·阿让命运相似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被别人歧视，但这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有的坚强不屈，知难而进，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取得成功；有的选择自暴自弃，自甘落后，最终变得不可救药。

我们很难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让心中充满光明，用善和爱对待身边的每个人，做一个宽容的拥有高尚情操的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

1974年，我在部队当战士报道员，一篇稿子在《贵州日报》头版刊出，那时投稿没有稿费，作为“酬劳”，报社给我寄来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1月出版的《鲁迅杂文选》。40年过去了，这本书随我南北转战，从部队到地方，从贵州到吉林、到北京，一直在我身边，前后读过数十遍。

我喜爱它是因为它在特殊年代温暖了我，陪伴了我，更是因为它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和惊世的才华哺育、征服了我。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杂文在鲁迅作品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本书用心编选，收入鲁迅杂文的精华部分，读之可以听见战士的“呐喊”，看见最硬的骨头，感知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未来的希望。

巍巍乎高山，鲁迅精神是一座富矿。由我倡议组织编选的三联版《鲁迅箴言》，一举获得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图书奖金奖和德国莱比锡最美图书银奖。可见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有人说鲁迅是一面旗，有人说鲁迅是一座坟，旗也好，坟也罢，你都不能无视他、绕开他。不读鲁迅，我们中华民族就会缺钙。

科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林鹏：

随着国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科学普及的概念正逐渐被科学传播替代，科普图书早已不再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是更多地强调科学知识与历史、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融合。的确，像《寂静的春天》《从一到无穷大》《物理世界奇遇记》《时间简史》等许多畅销不衰的科普经典很好地为此提供了佐证。可惜，这些经典科普多为引进图书。在此，特别要推荐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这部原创科学史普及读物。

《科学的历程》自1995年第一版问世，即受到专家与读者的一致好评，一再修订重印，称得上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之作。该书以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讲述了东方文明和科技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全书将科学技术知识与历史、哲学、艺术等知识有机融合，既有理性思考又有人文关怀，还善于抓住细节进行生动描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轻松有趣又受益良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艰难曲折，看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严谨执着，看到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有助于激发年轻人的科学热情，因此是一本难得的科普佳作。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

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是我高中毕业前读的一本书。那时还在“文革”后期，高中毕业后人生的路究竟怎样走，我不知道，老师不知道，父母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彷徨苦闷中，我一头扎进了学校图书馆，终日与书为伴。

我的学校在粤西偏远小县，学校图书馆还有不少图书。那时在学校图书馆读过的书，大多已淡忘了，但有一本却深深地烙在了我心中，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弗兰茨·梅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克思传》。

马克思是思想家，更是战士，思想的人与实践的人在他身上结合为一体。对书中叙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同盟的创立和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那时因为年龄小，读来有些懵懂，但马克思的战士性格，却不止一次使我感动。梅林评价：“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感情。”这份最深厚的感情是什么？马克思自己说：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向苦难的人间。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和实践，都为了铲除人间忧患的根源。

读完这本书，当时感到尽管眼前没有现成的路，但心中亮堂了许多。后来，我自己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马克思传》，珍藏至今。(来源)

维克多·雨果曾命令他的仆人，只要发现他把时间浪费在除写作以外的任何事情上，就把他的衣服没收，以防他外出。无独有偶，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克制自己的拖延症，与出版商签署了一个严苛的条款，设立一个紧张的截稿日期，否则就将无偿为该出版商服务9年。在这种紧张压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逼迫自己顺利写完了预期出版的作品。

上段的两个名人案例表明，难以自制是人之共性。在宽松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又面临丰裕多样的物质选择，这种特性正在带来越来越显著的社会和健康问题。比如不加节制的暴饮暴食造成的肥胖率不断攀升，以及酗酒、吸烟带来的健康问题。又如“月光”式消费、信用卡冲动消费制造出的“卡奴”。放大到整个社会，尽管人们明知化石燃料被过度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危机，但仍难克制汽车使用。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丹尼尔·阿克斯特所著的《诱惑心理学》一书，旨在探讨当代人缺乏自制力的心理和生理根源。在他看来，尽管抵制诱惑确实显得困难，但仍可以通过主动缩小选择范围、预设心理承诺的方式，来让自己远离那些经受不住的诱惑，就像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人们必须意识到，很多时候，最糟糕结果与自己反复错失预设心理承诺、降低欲望诱惑的机会有关。

当然，以上方法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方法。移动互联网让获得信息、购物、娱乐、人际互动等选择，趋于全天候化，在为人们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放纵自我变得更为容易。

《诱惑心理学：欲望挑动了你的哪根神经》书中回顾了哲学史上不同大家、学派对节制与享乐发表过的重要见解。尽管这些见解倾向性有所不同，却大多指向节制与享乐之间的均衡。这也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创的近代潮流，在赋予人们更多的经济和思想自由的同时，也强调理性的原因。

现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为人的各方面自由选择提供了更多解释，特别是生物进化、文化演化方面的一些研究结论，都起到了为人们不能够有效约束自己提供合理化理由的作用。近年来，医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甚至开始为“激情犯罪”脱罪提供论证。

许多人常常以这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在欲望诱惑面前作出让步：压抑内心深处的欲望必然招致痛苦不堪。科学界对此也提供佐证指出，控制过度和控制不足都会影响人生幸福。问题就在于，人们通常高估自己的自制力以及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受到的压力，而低估自我控制不足的影响。

修复自制力的前提一定是自我觉醒和认知，舍此别无捷径。《诱惑心理学：欲望挑动了你的哪根神经》书中也指出，我们也有必要通过人际关系、社区来帮助自己建立约束自己的规范。(来源)

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

   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重要事件，其出炉也忽然，其被批判也起落不定，作者王蒙更是由于此作品更改了人生的命运。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自文学与文坛本身来搜寻是会陷入迷阵、坠入云里雾里的，只有详加探究1956至1957年的国内外大的走向，如苏共二十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论十大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双百方针”、中共八大等，才能梳理出王蒙及其作品所遭际命运所为何来的缘由。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于解决问题而言，却是扎实可行的。

   虽跳出“文苑”外，却仍在五行中。李洁非将笔力大部集中于时政的演进、思想的聚焦，但时代的巨影下匍匐着文学柔弱而坚韧的身姿。典型年度“1972”，林彪折戟沉沙，“九一三”的影响如多米诺骨牌推倒，各种势力重新洗牌，政局的天翻地覆自不待言，而其在国人思想层面的巨大震撼与影响或更为深远。后来时隔多年，有人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如新时期文学，按照以前的说法，均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绽放出的花朵，其实一切在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阿城语）。

   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年度》的写作，李洁非从方法论上显然借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将所遴选的当代史相关年份依次排开，试图构筑一个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自然，亦成为当代文学的“根系”。如果置诸现代文学史，这种梳理的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固然有几个年份可截取，但若想贯穿始终，却难度极大，然而为何当代文学史却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论呢？这关涉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现代文学的生长虽遭逢社会思潮、流派纷起、局势变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人言人殊，不同的表达均可获容纳，在如此的情状下，以单纯的年份来勾连整个现代文学史，是不大妥帖的；而1949年之后，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

   当方法论的架构搭起来之后，选择什么年度就值得探讨了。比如，为何是1956年，而非1957年？1956年发生如下一些事情：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这一年份在建国头十七年中实在特殊，其开放、开明之异质性令人惊异，李洁非说，“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而一批青年作家在这一特殊年度里纷纷涌现，如刘宾雁、王蒙、陆文夫、林斤谰、高晓声、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等，并拿出他们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翻过年来，几乎均被打为右派）。1956年与1979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换言之，1956是1979的“早产儿”，过早地夭折了。

   另外，1962、1968、1972、1978、1986等年度的择取，而放弃1966、1976等，李洁非都有深入的思考在其内，未必以显在的历史关节点为唯一标的，而是以更深层面的精神震荡为立论的依据。

   《典型年度》应该是当代文学史的外围写作，作者本人说，“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薄窗户纸，却永远捅不透……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精神思想格局”。如果说，以前的写作还可容留文学自由的相应纯粹度，那当代阶段的文学可谓太不纯粹了，这造成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总有言犹未尽之处。就此而言，《典型年度》的完成度或有缺憾，但确是一种有益的拓展与尝试。(来源：遆存磊)

一个人一出生首先就打上了深深的性别的烙印，父母从小就会引导你，告诉你，你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你上学了一点一点的走向社会，这个社会更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不这样呢？那将非常恐怖和悲惨，一些从小被父母改变性别进行抚养的孩子，比如因为喜欢小子，把女孩当成小子养，因为喜欢女孩，把儿子当成女儿养，结果很容易就造成了性别意识的混乱，孩子长大以后，读不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知道自己应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更可怕的是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理性别相反，非要做一个变性人，我想这也是所有的父母都不愿意面对的吧。

性别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性别文化也足够强大，这本书《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就是要挑战一下传统的性别文化，女孩的形象就是温顺可爱，柔和内敛的，可是这却为女孩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并不利于女孩走向成功。

是的，按照传统观念女孩长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婚，照顾好家庭，生孩子，培养孩子，所以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成功女人和男人相比要少得多。这就是社会文化造成的差别，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这样。甚至比较起来，中国还不如西方，西方更强调女人回到家庭，而中国一般工薪阶层都是双职工，女人不仅仅要养育孩子，还要去工作，这使得中国女人的责任更大，不过也使得中国女人在社会地位上也排在世界前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人均GDP排名。但是中国成功女人的比例，却并未因此而上升。

的确书里面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对女性的性格和行为有一个社会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本身就使得女性很难获得成功，你想要达到一个好的女人标准，就很难在竞争积累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所以获得成功的女人，很多都是我们传统中认为的那种女汉子，也就是书里面说的“坏女人”，书里列举了几位著名的坏女人，有希拉里、香奈儿、南丁格尔等等女名人，她们张扬潇洒，活得很自我，没有收到乖女孩的限制，而获得了成功。

其实书里面强调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张扬，向男生那样，女权主义并不是要求女人和男人一样，那样并不是真正的女权。性别天生就有区分，书里面强调的是要做真正的自我，而不是强迫自己钻进乖女孩的模式当中，感觉特别痛苦。

也就是说，你要人清你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好女孩，那么你就做一个好女孩，你可以上天堂，如果你骨子里并不是一个乖乖女，那么你大可以做一个坏女孩，你一样可以走遍四方获得你自己的成功。

2013年总结阅读心得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一年里读了很多关于德国问题的书，主要涉及到二十世纪的德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纳粹主义与大屠杀、德国的纳粹主义语言与二战后德国的地下阅读等等。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德国的国民性研究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我们读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与历史著作，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著作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谈学术与思想，而没有对德国问题更加细致入微的剖析——更具体来说，没有一本类似于研究日本国民性《菊与刀》那样的著作。刚刚读完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这本小书可以弥补以上提及的某种缺憾，但是这本书主要的研究1933—1945年这个敏感时期的德国人，更为侧重德国纳粹主义与反犹主义特性，虽然对德国的国民性有很多精辟的观察，但囿于作者自身犹太人的身份限定，他更关心的是纳粹体制是如何侵蚀德国普通民众和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作者米尔顿·迈耶是德裔美籍的犹太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在美联社担任记者，1935年，他在柏林试图多方联系希特勒进行会面采访，没有成功。后在纳粹德国游历数年。二战后，为了更加了解这个国家，他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小镇，深入到了德国普通人的生活。本书的主角就是十位普通的德国人，有裁缝、教师、警察、面包师等，他们都是纳粹分子——如果按照我们对纳粹一般的认定，他们入了纳粹党，执行命令，参与小镇的纵火案和驱逐犹太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普通人，从这个词汇最普通的意思上理解，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他们的作恶只是在权衡生活的利益，他们的伤害并没有反人类罪的可怕，他们只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善良与邪恶的共同体，就如同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某种程度上，阅读这本书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作恶，而在于他们作恶的时候懵然不觉，还有一点，他们作恶的方式，扪心自问，就如同任何一个人一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迈耶在前言中提到，他回到美国，“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对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已经设计到了各个层面，比如我们熟知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一系列对普通人的电击实验，还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61年针对纳粹将领审判的观察写下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值得提及的是，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不难理解，在1955年的解放和审判纳粹主义德国的语境之下，本书所呈现出的平庸而真实的德国人的国民性更令人失望：我们无法容忍他们与我们一样，我们无法融入这些纳粹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在路上遇到互相礼貌打招呼的同类。但是这本书现如今仍然具备很大的警醒意义的原因在于，他深入到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内部。迈耶不但是观察他们，还融入他们的社群——某种意义上，他也在欺骗他们，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的出身。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接触到的这十位纳粹份子与我们心目中沾满鲜血，进行杀戮和战争的纳粹战犯完全不同。按照我们平时的说法，他们属于被统治者，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比如这十个人当初选择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即使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他们也选择入党，要不是为了跟随组织，要不就是从众心理。他们在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胜过关心别人的，胜过关心犹太人与恐怖的大屠杀。你们可以说他们缺乏公民意识，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流。那些看起来是正义而宏大的革命叙事对他们都是空谈和概念，他们谈论政治和元首的时候就如同谈论一个遥远的国王。国王处理战争和国家大事，而我们只处理自己的生活就好。需要号召他们去革命，他们就听从革命的召唤。对他们而言，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正义与否，而是生活是否安好。他们生活中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隔膜的。他们不关心大屠杀，正如他们不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一样。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了，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迈耶总结德国人的国民性时说，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公民的勇气”，一种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被别人统治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正如这本书的醒目的标题：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统治和奴役，正义与邪恶，战争与暴行，罪责与忏悔，这些都通通与他们认识到的生活无关：“因为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这不是德国人的平庸，而是人性的平庸，我们都是这样生活。(文/思郁)